一部巴西纪录片的中国
“再生”
文／胡续冬
埃杜瓦尔多·古蒂尼奥（Eduardo Coutinho）是巴西国宝级别的纪录片导演，中国读者可能知道他的人不多，有必要了解一下。古蒂尼奥1933年出生于圣保罗，本来考上了巴西最高大上的圣保罗大学里的知名法学院，但他因为上学期间迷上了电影，最后居然没能毕业。为了圆他的电影梦，他干脆跑到法国高等电影学院去学导演和剪辑了。
从巴黎学成归来后，古蒂尼奥在巴西电影产业中展现出了一个多面手的巨大活力，既能做本土小成本商业片的导演，也能做本土商业巨制的编剧和剪辑师，根据巴西著名作家若热·亚马多的同名小说改编、在21世纪之前一直保持着巴西电影史上最高观影人次纪录的影片《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就是古蒂尼奥做的编剧。但是作为一个热衷于投身各种社会运动的左翼知识分子，古蒂尼奥逐渐找到了他在电影领域里最热爱的工作：拍摄纪录片。
1964年，在已经拍摄了一些贫民窟和群众运动题材的纪录片之后，古蒂尼奥来到极度贫穷的巴西东北部，想要把不久前反动势力谋杀全国农会领袖若昂·佩德罗·特谢拉的事件拍成一部纪录片。他找到了特谢拉的遗孀和很多与特谢拉一起战斗过的农会积极分子。正在拍摄过程中，巴西突然发生了军事政变，极端右翼的军政府查封了他的拍摄现场，还抓捕了不少他的拍摄对象。20年后，在军政府统治末期，古蒂尼奥找到了当年拍摄的一些素材，又去东北寻访当年拍摄对象中幸存下来的人，把这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片中人物的坎坷经历拍成了一部叫做《死亡名单上的人》的纪录长片，英文片名叫《二十年后》。这部制作过程横跨20年的纪录片因其直面历史的勇气而在1985年的柏林电影节上获奖，古蒂尼奥也因此成为享有国际盛誉的纪录片导演。
晚年的古蒂尼奥艺术生命力依然十分旺盛。2011年，78岁的古蒂尼奥本来想拍一部纪录片展示巴西音乐人罗贝托·卡洛斯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在拍摄过程中，他改变了想法，把他拍成了一部讲述巴西本民族的歌曲在老百姓生活中如何留下烙印的片子。古蒂尼奥的团队通过在报纸和网络上发广告，征集了很多志愿者来到他的镜头前，先唱一首对他/她一生影响至深的一首歌，再娓娓讲述他/她和这首歌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这部叫做《歌曲》的纪录片最终版本里保留了18个年龄从20到80岁不等的普通巴西人和一首歌之间细致入微的关联，公映后在巴西各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很多人将《歌曲》视为理解巴西的必由之路。
2014年，在古蒂尼奥不幸被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杀害的当年，一位身高接近两米的巴西女青年来到了北京。很多人看她的体型，以为她是来北京参加比赛的女篮或者女排运动员。事实上，这位名叫米莲娜的“大型妹子”并不是运动员，她是来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巴西青年电影人。2017年，米莲娜出于对埃杜瓦尔多·古蒂尼奥及其《歌曲》的挚爱，决定拍一部不同寻常的毕业作品：她要严格按照古蒂尼奥拍摄《歌曲》的思路和方法，在北京拍一部《歌曲》的中国版，让普通中国老百姓在她的镜头面前讲述一首歌背后的人生故事。
米莲娜克服了诸多困难，在中国同学和友人们的倾力协助下，最后终于完成了这部《歌唱人生》。在片中唱歌并分享自己故事的人，既有小学生，也有80多岁仍不服老的老奶奶，既有在京闯荡的西南少数民族大嫂，也有70年代定居北京的西方左派人士的后代，“样本”的年龄和族裔跨度远远高于古蒂尼奥的原版。但和古蒂尼奥的《歌曲》一脉相承的是，人们坦然面对镜头讲述自己人生经历时的那份真挚与诚朴。
从2017年《歌唱人生》杀青起，我就听说了这部影片以及它与古蒂尼奥《歌曲》的互文关系，直到前不久，我才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邀请米莲娜带着上述两部影片来北大放映，从而第一次完整地看完了这两部电影。看完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古蒂尼奥作为一个巴西人，在本民族文化内部来拍摄《歌曲》，难度其实要低于作为一个外国人来拍另一种文化经验中的音乐/历史/生命记忆。米莲娜作为一个老外能把《歌唱人生》拍到让我们中国观众自己都潸然泪下的地步，是相当不容易的。米莲娜克服了外国人在中国拍纪录片的通病：带着一种猎奇的期待视野，把异质性经验奇观化，她极为罕见地以一种平视的视角，温和而迅捷地切入到了普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米莲娜的这次跨文化影像实践告诉我们，巴西和中国的友谊不仅体现在经贸往来、政治互信上，更体现上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上。
《能源评论》杂志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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